汉语历史
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是至今通用语言时间最长的语言之一。汉语的历史演变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汉语的书写系统——汉字，非表音文字，不能如表音文字那样直接知道同一个字历史上的发音。幸运的是，在汉字（特别是形声字）、诗歌的韵律以及对外国人名的翻译中可以找到有效的信息。
上古汉语
相传黄帝时中原有“万国”，夏朝时还有三千国，周初分封八百诸侯，而“五方之民，言语不通”（《礼记·王制》）。
上古汉语存在于周朝前期和中期（公元前11到前7世纪），文字记录有青铜器上的刻铭、《诗经》、历史书书经以及部分《易经》。
据《礼记·中庸》第二十八章记载：“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可见周朝建立时期就开始实行语言文字的统一。
春秋初期，见于记载的诸侯国还有170多个。至战国时期，形成“七雄”，“诸侯力政，不统于王，……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说文解字·叙》）。
先秦诸子百家在著作中使用被称为“雅言”的共同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
秦朝重新统一之后，进一步规范了文字，以小篆作为正式官方文字。
中古汉语
这种汉语使用于南北朝、隋朝、唐朝和宋朝前期（公元7世纪到10世纪），可以分为《切韵》（公元601年）涉及到的早期以及《广韵》（公元10世纪）所反映的晚期。高本汉把这个阶段称为“古代汉语”。
语言学家已能较自信地重构中古汉语的语音系统。这种证据来自几个方面：多样的现代方言、韵书以及对外语的翻译。
正如印欧语系的语言可以由现代印欧语言重构一样，中古汉语也可以由方言重建。另外，中国古代的文学家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来总结汉语的语音体系，这些资料仍然是现代语言学家工作的基础。最后，汉语的语音可以从对外国语言的翻译中了解到。
近代汉语
近代汉语是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以早期白话文献为代表的汉语。
现代汉语
现代汉语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汉
文言文与现代文不是“变”的关系。
所谓“现代文”即“白话文”，指用当时社会语言写的文章。用古代社会语言写的叫“古代白话文”，后来有“近代白话文”、“现代白话文（现代文）”，都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语言特点。
先秦时期的社会语言是当时文章语体基础，可以说，文言文也是最早的“白话文”。最早的文章出现以后，人们在学习研究它们时，认同了它的语言法则，以后，社会语言不断发展变化，而早期记录在文章中的内容不会变化，逐渐出现了“文”与“言”的分离。
至于“为什么会发生改变”，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每一个时期人们说话都有区别，甚至表现在老年人与年轻人的语言上：老年人说“减价”，年轻人说“打折”，年轻人说“宅”在家里，老年人说“猫”在家里。
几百年以后，现在年轻人说的话也是“古语”了。从这可以看出，文言文像一张老照片，是“不变”的，社会语言像镜子，影像是总在“变化”之中的，这就是文言文与现代文的差别所在。
汉语自古以来就有文言文和白话文之分，而文言文则是官方的语言，是公卿文人的文字语言。
然而中国还存在并行的一套汉语，就是白话文，这是平常老百姓会话所用的语言，平民百姓不懂什么文言文，更不可能用文言文来作为日常会话，这个白话文才是中国历史上占绝对多数使用人口和使用频率的汉语。但同样不能说白话文是没有文字的语言。
中国古代文字之多、音域之阔远远超出现代人所使用的狭小的几千个字的范围，现代文就是从这个平行的汉语中演变而来的。我们可以从现存的唐宋白话文文学、元代的戏曲、明代的象《三言两拍》等文学巨著中窥视到古代的白话文跟现代文其实并没有象跟文言文一样的太大的差别。
如果不能考证它们的发音，起码它们的语法和文字的使用在纸面上是一目了然的。古代的白话文经五四的现代白话文到现代文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现代人把西方的语法给它做了条理化和增加了很多的词汇。
现代汉语是从古代汉语、近代汉语发展而来的，换而言之，近代汉语是现代汉语的前身，古代汉语是现代汉语的渊源，近代、古代是汉语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有了这两个漫长而重要的发展阶段，才有现在的美妙而丰富的现代汉语。
周秦时代的书面语，那就是文言。一种语言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不论是书面语还是口语，都必定有很大的变化。
可是文言一直沿用到“五四“时代，这是因为历代统治者提倡使用文言的结果。当然，不同时代的文言或多或少掺杂了当时的口语成分，但是基本格局未变，各时代的文人的写作都竭力仿效古人，也就是把周秦的文章作为语言的典范，于是出现了书面语远离口语的现象。
汉魏以后，另外出现了一种跟口语比较接近的书面语，如唐宋时代的语录，宋代的平话，元明清的戏曲小说等。语录大多是佛教徒记录禅师的言谈，理学家的门人记录老师的讲话，常用问答的形式，口语化的程度比较高。
平话大多是用口语写的历史故事，便于在群众中宣讲。小说如人们熟悉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等。
这些接近口语的书面语，通常称之为古白话，或者叫早期白话。也有人称之为近代汉语。
通常认为文言是对白话而言，其实白话包括古白话和当代白话。当代白话就是我们讲的现代汉语。
文言文的发展历史：
文言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书面语言，主要包括以先秦时期的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书面语。春秋、战国时期，用于记载文字的物品还未被发明，记载文字用的是竹简、丝绸等物，而丝绸价格昂贵、竹简笨重且记录的字数有限，为能在“一卷”竹简上记下更多事情，就需将不重要的字删掉。后来当“纸”大规模使用时，统治阶级的来往“公文”使用习惯已经定型，会用“文言文”已经演变成读书识字的象征。文言文是相对白话文而来的，其特征是以文字为基础来写作，注重典故、骈骊对仗、音律工整且使用标点，包含策、诗、词、曲、八股、骈文古文等多种文体。
文言文的主要特点：
第一个“文”字，是美好的意思。“言”字，是写、表述、记载等的意思。“文言”两字，即书面语言，“文言”是相对于“口头语言”而言，“口头语言”也叫“白话”。 最后一个“文”字，是作品、文章等的意思，表示的是文种。
“文言文”的意思就是指“美好的语言文章”也叫做语体文。而“白话文”的意思就是：“使用常用的直白的口头语言写成的文章”。比如像说现在的，“你吃饭了吗？”。
在我国古代，要表述同一件事，用“口头语言”（口语）面语言”（书面语）来表述，是不同的，比如，想问某人是否吃饭了，用口头语言表述，是“吃饭了吗？”，而用书面语言进行表述，却是“饭否？”。“饭否”就是文言文，这里，“饭”名词作动词用，意思为吃饭。
中国在1918年以前，所有的文章都是用文言文书面语言写成的。现在我们一般将“古文”称为“文言文”。
在中华数千年历史中，语言的口语变化非常大，可是文言文却保持相近的格式。文言文能让不同语言使用者“笔谈”，是一种具有固定格式、却不会非常困难的沟通方法。
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对接 来源： 光明日报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明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
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的基础。新创刊的《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也开始登载各种形式的白话文学创作和翻译作品。
自1919年下半年起，全国白话文刊物如雨后春笋，发展到几百家，连《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旧派文人所掌握的刊物，也逐渐改用白话。1920年3月，北洋 *** 教育部颁布白话为“国语”，通令国民学校采用。
至此，白话文成为官方语言。通行了两千多年的文言文为什么在几年之间就能被白话文取代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究的问题。
首先，汉字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汉字从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到隶书，是一个体系的文字。
特别是秦隶到现代文字，汉字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从文言文到白话文，语体变了，而记录语言的符号没有变。
汉字这种超时代的特点，使古今汉语在书面上衔接得天衣无缝。汉语方言十分复杂，文言文千年一贯，具有超方言的作用；汉字更是有超方言的作用，文言文的这项功能汉字也能承接，汉字为其记录形式的白话文能够在全国各个方言区通行。
这样，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阻力就小多了。 其次是白话文在近现代已取得优势。
白话文能够为大众服务，“我手写我口”，打通了口语和书面语的联系，说和写一致，既容易学，又容易用。而文言文不同于口语，既难学又难用。
白话文表现新意的力量强，用今语说今事，清楚明白，通俗易懂。文言是用古语说今事，彼此隔膜，难免雾里看花，捉襟见肘。
抒情记事，是文言所长；反映现代科学技术，表现新时代的新内容，是文言所短。像今天的“世界贸易组织”诉讼、计算机说明书、数理化论文，用文言就根本没有办法。
再次，文言文演变为白话文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突变的。这中间，经历了古白话的过渡，符合语言演变的规律。
魏晋以来，口语的双音化倾向日渐明显，白话口语的趋势已经见其端倪。南北朝人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就有许多口语词。
稍后的唐代传奇，带有讲故事的性质，口语化就越发明显。我们今天看到的唐代的敦煌变文，是传播佛教的人讲给普通人听的，当然要用口语。
再看宋元话本、元明杂剧，无一不是面对市井勾栏、“引车卖浆者流”的。元明清的小说就更不用说了，那简直是大白话。
清代《红楼梦》的语言与现代汉语已没有很大的区别。 如今文言文已经废弃，但我们还要学习文言文，这是为什么呢？ 文言的成分沉淀在现代文里。
词汇和词义的发展是累积型的，经过长时期的积攒，同时逐渐进行内部能量的调节、交换，采用旧的成分，形成新的系统。先秦汉语的单音词，一部分作为基本词进入现代汉语，另一部分作为构成现代双音词的语素，大量地积淀在现代汉语词汇里。
比如“鄙”的“浅陋”义保留在“鄙见”、“鄙俚”、“鄙人”、“鄙意”等词中，无一不是先秦古义直接进入现代汉语双音词的例证。就现代汉语来说，这种含有先秦古义的双音词，因为其中有一个不自由语素，而且用的是古义，结合得非常紧密，成为一个统一的使用单位，使用者不会再去追究一个一个的语素义，特别是造词时的语素义了，古义也就被淡化了。
直接进入现代汉语的古代双音节词也不少，《现代汉语词典》收的带〈书〉的词，就是书面上的文言词语，如“蟾宫”、“丹青”、“扼腕”、“垂青”；再如联绵词（只包括一个词素的双音节词）：“忸怩”、“璀璨”、“徜徉”、“须臾”等，这都是文言词进入现代文的例证。文言文里本来就有白话文成分，白话文里也有文言文成分，两者相互渗透，极为自然。
另外，汉语成语众多，是其他语言难以企及的。这些成语，能极大地提高汉语的表达能力，它传递思想表达感情简洁而又充分，明白而又含蓄，丰富而又不枯燥，生动而又不油滑，是汉语的精髓。
要弄懂这些双音节词和成语，就要到历史汉语里去挖根。 文言文里的民族精神。
中国人长期有重视国学的传统。国学是做中国学问的一种根底，最重要的是经学和小学。
做人和立国的基本精神，都在“五经”里面，它是中国文化的轴心，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五经”的义理较深，人们一般从《论语》和《孟子》入手。
《论语》、《孟子》实际上是“五经”的通行本。古人读经，一方面培养语感，习得文言文能力，另一方面接受思想教育，建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
顾炎武、章太炎认为，只有把传统文化的根留住，才能把民族的魂留住。中国古代从幼童时就开始背诵“四书”“五经”，尽管他对里面的内容一时不理解，但是这些音符已经印在他的脑子里了，当他有能力理解的时候，这些音符就能转变为思想。
这些传统的经典一直传承下来，构成了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的根基，世世代代影响着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当人们自如地与那些有着高深文化修养的古人进行心灵对话时，就能提升自己对人生的体验和理解。
民族精神和语言学习互为表里，相得益彰。宋代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其实，读熟《论语》也基本上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