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自古以来就有文言文和白话文之分，而文言文则是官方的语言，是公卿文人的文字语言。
然而中国还存在并行的一套汉语，就是白话文，这是平常老百姓会话所用的语言，平民百姓不懂什么文言文，更不可能用文言文来作为日常会话，这个白话文才是中国历史上占绝对多数使用人口和使用频率的汉语。但同样不能说白话文是没有文字的语言。
中国古代文字之多、音域之阔远远超出现代人所使用的狭小的几千个字的范围，现代文就是从这个平行的汉语中演变而来的。我们可以从现存的唐宋白话文文学、元代的戏曲、明代的象《三言两拍》等文学巨著中窥视到古代的白话文跟现代文其实并没有象跟文言文一样的太大的差别。
如果不能考证它们的发音，起码它们的语法和文字的使用在纸面上是一目了然的。古代的白话文经五四的现代白话文到现代文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现代人把西方的语法给它做了条理化和增加了很多的词汇。
汉语自古以来就有文言文和白话文之分，而文言文则是官方的语言，是公卿文人的文字语言。
然而中国还存在并行的一套汉语，就是白话文，这是平常老百姓会话所用的语言，平民百姓不懂什么文言文，更不可能用文言文来作为日常会话，这个白话文才是中国历史上占绝对多数使用人口和使用频率的汉语。但同样不能说白话文是没有文字的语言。
中国古代文字之多、音域之阔远远超出现代人所使用的狭小的几千个字的范围，现代文就是从这个平行的汉语中演变而来的。我们可以从现存的唐宋白话文文学、元代的戏曲、明代的象《三言两拍》等文学巨著中窥视到古代的白话文跟现代文其实并没有象跟文言文一样的太大的差别。
如果不能考证它们的发音，起码它们的语法和文字的使用在纸面上是一目了然的。古代的白话文经五四的现代白话文到现代文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现代人把西方的语法给它做了条理化和增加了很多的词汇。
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对接 来源： 光明日报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明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
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的基础。新创刊的《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也开始登载各种形式的白话文学创作和翻译作品。
自1919年下半年起，全国白话文刊物如雨后春笋，发展到几百家，连《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旧派文人所掌握的刊物，也逐渐改用白话。1920年3月，北洋 *** 教育部颁布白话为“国语”，通令国民学校采用。
至此，白话文成为官方语言。通行了两千多年的文言文为什么在几年之间就能被白话文取代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究的问题。
首先，汉字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汉字从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到隶书，是一个体系的文字。
特别是秦隶到现代文字，汉字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从文言文到白话文，语体变了，而记录语言的符号没有变。
汉字这种超时代的特点，使古今汉语在书面上衔接得天衣无缝。汉语方言十分复杂，文言文千年一贯，具有超方言的作用；汉字更是有超方言的作用，文言文的这项功能汉字也能承接，汉字为其记录形式的白话文能够在全国各个方言区通行。
这样，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阻力就小多了。 其次是白话文在近现代已取得优势。
白话文能够为大众服务，“我手写我口”，打通了口语和书面语的联系，说和写一致，既容易学，又容易用。而文言文不同于口语，既难学又难用。
白话文表现新意的力量强，用今语说今事，清楚明白，通俗易懂。文言是用古语说今事，彼此隔膜，难免雾里看花，捉襟见肘。
抒情记事，是文言所长；反映现代科学技术，表现新时代的新内容，是文言所短。像今天的“世界贸易组织”诉讼、计算机说明书、数理化论文，用文言就根本没有办法。
再次，文言文演变为白话文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突变的。这中间，经历了古白话的过渡，符合语言演变的规律。
魏晋以来，口语的双音化倾向日渐明显，白话口语的趋势已经见其端倪。南北朝人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就有许多口语词。
稍后的唐代传奇，带有讲故事的性质，口语化就越发明显。我们今天看到的唐代的敦煌变文，是传播佛教的人讲给普通人听的，当然要用口语。
再看宋元话本、元明杂剧，无一不是面对市井勾栏、“引车卖浆者流”的。元明清的小说就更不用说了，那简直是大白话。
清代《红楼梦》的语言与现代汉语已没有很大的区别。 如今文言文已经废弃，但我们还要学习文言文，这是为什么呢？ 文言的成分沉淀在现代文里。
词汇和词义的发展是累积型的，经过长时期的积攒，同时逐渐进行内部能量的调节、交换，采用旧的成分，形成新的系统。先秦汉语的单音词，一部分作为基本词进入现代汉语，另一部分作为构成现代双音词的语素，大量地积淀在现代汉语词汇里。
比如“鄙”的“浅陋”义保留在“鄙见”、“鄙俚”、“鄙人”、“鄙意”等词中，无一不是先秦古义直接进入现代汉语双音词的例证。就现代汉语来说，这种含有先秦古义的双音词，因为其中有一个不自由语素，而且用的是古义，结合得非常紧密，成为一个统一的使用单位，使用者不会再去追究一个一个的语素义，特别是造词时的语素义了，古义也就被淡化了。
直接进入现代汉语的古代双音节词也不少，《现代汉语词典》收的带〈书〉的词，就是书面上的文言词语，如“蟾宫”、“丹青”、“扼腕”、“垂青”；再如联绵词（只包括一个词素的双音节词）：“忸怩”、“璀璨”、“徜徉”、“须臾”等，这都是文言词进入现代文的例证。文言文里本来就有白话文成分，白话文里也有文言文成分，两者相互渗透，极为自然。
另外，汉语成语众多，是其他语言难以企及的。这些成语，能极大地提高汉语的表达能力，它传递思想表达感情简洁而又充分，明白而又含蓄，丰富而又不枯燥，生动而又不油滑，是汉语的精髓。
要弄懂这些双音节词和成语，就要到历史汉语里去挖根。 文言文里的民族精神。
中国人长期有重视国学的传统。国学是做中国学问的一种根底，最重要的是经学和小学。
做人和立国的基本精神，都在“五经”里面，它是中国文化的轴心，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五经”的义理较深，人们一般从《论语》和《孟子》入手。
《论语》、《孟子》实际上是“五经”的通行本。古人读经，一方面培养语感，习得文言文能力，另一方面接受思想教育，建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
顾炎武、章太炎认为，只有把传统文化的根留住，才能把民族的魂留住。中国古代从幼童时就开始背诵“四书”“五经”，尽管他对里面的内容一时不理解，但是这些音符已经印在他的脑子里了，当他有能力理解的时候，这些音符就能转变为思想。
这些传统的经典一直传承下来，构成了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的根基，世世代代影响着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当人们自如地与那些有着高深文化修养的古人进行心灵对话时，就能提升自己对人生的体验和理解。
民族精神和语言学习互为表里，相得益彰。宋代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其实，读熟《论语》也基本上能。
中国五四运动前，语文分为文言和白话。
在读音方面，可以分为读书音和白话音；在文体（包括词汇和语法）方面，可以分为文言文和白话文。白话音，实际上就是民间的方言，和读书音（如《广韵音》《洪武正韵》）相对；白话文，是相对文言文而言，是接近日常生活语言的文字表达方式，从词汇、句法、韵味等方面看，显然与文言有区别的。
汉语自古以来就有文言和白话之分。文言，是官方的表达形式，是公卿文人的语言和文体形式。
然而，中国还存在并行的一套汉语，就是白话，这是平常老百姓会话所用的语言。相比之下，文言比白话更加严谨、规范和有逻辑。
由于古代没有录音机等设备，我们最初了解古代的文体形式——文言文。但是随着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深入，我们也意识到：在古代，官方口头用语也并非是首都当地的白话，而是有专门的正音标准的，这就是读书音。
例如，在明朝的时候，官方的书面语言是文言文，官方的口头语言是以当时南京白话为基础的《洪武正韵》这本书为参考。显然，《洪武正韵》的发音体系比当时任何一种方言都显得更加规范和严谨。
至于平民百姓，他们不懂什么文言文，更不可能用文言来作为日常会话。他们说的都是当地的白话。
但同样不能说白话文是没有文字的语言。中国古代文字之多、音域之阔远远超出现代人所使用的狭小的几千个字的范围，现代文就是从这个平行的汉语中演变而来的。
我们可以从现存的唐宋白话文文学、元代的戏曲、明代的象《三言两拍》等文学巨著中窥视到古代的白话文跟现代文其实并没有象跟文言文一样的太大的差别。如果不能考证它们的发音，起码它们的语法和文字的使用在纸面上是一目了然的。
古代的白话文经五四的现代白话文到现代文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现代人把西方的语法给它做了条理化和增加了很多的词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