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3-03-13
作者：王一鸣
宏观经济管理 2008年05期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其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们党总结近30年特别是近年来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实践，科学分析我国在新世纪、新阶段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基础上提出的重大战略方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内涵上既要求实现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外延型向内涵型转变，提高要素投入产出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也要求实现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有效改善，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从“增长方式”到“发展方式”调整，体现了我们党发展理念的重大转变和创新，对于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现实意义
党的十七大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重大命题，其重大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
第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顺应世界发展新潮流的战略选择。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国际分工形态发生新的变化；新科技革命向纵深推进，新技术、新产业和新经济形态不断涌现；全球气候和环境变化加剧，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增多。这些变化，推动国际社会调整和转变发展理念，促进各国探索和创新发展模式，以适应更加复杂的变化和应对更加严峻的挑战。能否顺应世界发展的新变化，加快以现代发展方式替代传统发展方式，关系到我们能否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更好地应对全球化竞争和各种挑战，也将从根本上决定我国的发展前景和国家的战略利益。
第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适应我国新阶段发展新要求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迅速上升，但为经济高速增长付出的成本很高、代价很大，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面临诸多挑战。要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如降低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过度依赖，降低储蓄率和提高消费率；调整城乡和区域结构，增强发展的协调性；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积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降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加强生态环境建设，都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能否适应发展新阶段的新要求，在转变发展方式上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关系到我国能否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也将从根本上决定我国现代化目标能否实现。
第三，转变发展方式是探索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的必然要求。与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面临许多特殊的挑战。我国在工业化任务尚未完成的条件下，就面临后工业化国家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新经济形态的竞争压力；在以科技进步和创新为基础的竞争优势尚未确立的情况下，就面临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减弱的压力；在经济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仍然较低的情况下，就要解决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后期才集中解决的资源环境和人口老龄化等问题。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走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传统工业化道路。能否立足中国国情，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关系到我国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能否有效应对各种挑战，也将从根本上决定我国能否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镇化道路。
二、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三个主要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1979年～2006年，GDP年均增长9.7％。但过去30年经济快速增长主要是依赖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的，这种发展方式的基本特征是：
第一，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弱。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投资增长偏快，投资率呈现不断上升趋势，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十五”时期，投资增长相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高于“九五”时期1倍以上，使投资率呈现不断上升趋势。2001年～2006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2.2％，远远高于按现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3％的速度，投资率从2001年的36.5％提高到2006年的42.7％，增加了6.2个百分点，但消费率却从2001年的61.4％下降到2006年的50％，降低11.4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消费率下降到历史最低点，仅为36.4％。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提高，由2001年的50％提高到2006年的61.1％。
第二，经济增长高度依赖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的扩张，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近年来，我国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发展明显偏快，经济增长对工业的依赖程度提高，而服务业发展明显滞后。2001年～2006年，全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45.1％提高到48.7％，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39.7％提高到43.1％，分别提高了3.6和3.4个百分点；而同期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却从40.5％降低到39.5％，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只有32.2％，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也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01年的46.7％提高到2006年的55.5％，其中，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42.1％提高到49.2％，而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48.2％下降到38.6％。
第三，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低成本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高强度投入，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由于成品油、水、电、矿产资源等资源性产品价格偏低，使得资源消耗成倍增长。“十五”时期，我国能源、电力和投资相对于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比“九五”时期提高1倍多；煤炭产量增长1倍多，水泥产量增长79％，钢材产量增长1.87倍。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煤炭、钢铁、铁矿石、氧化铝、铜、水泥消耗最大的国家，是世界上能源消耗的第二大国。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价格扭曲，客观上刺激了资源性产业过度发展，不利于节能降耗和自主创新。同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没有明显提高。更重要的是，我国产业技术进步在相当程度上是外源性的，而不是内生性的，技术过度依赖引进，科技含量高的关键装备基本上依赖进口，装备类机械产品进出口逆差不断扩大，技术开发总体上仍处在模仿追赶阶段。
三、传统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
由于过去支撑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有的已经发生变化，有的正在发生变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变得越来越迫切。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原来积累的矛盾难以根本解决，而且还会带来新的矛盾和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已经到了“经济转型期”。
第一，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高度依赖，必然引发流动性过剩和通胀压力不断加大。持续的投资高增长，不断转化为生产能力和供给能力，使资本形成率不断提高，而最终消费率的下降使最终消费能力相对于生产能力不断萎缩，在国内市场难以消化不断扩张的生产和供给能力的情况下，过大的生产和供给能力通过扩大出口来释放，必然加剧外贸顺差扩大和国际收支不平衡。2001年～2006年，我国外贸顺差由2001年的225.5亿美元提高到2006年的1775亿美元。外汇储备迅速增加，不断加剧流动性过剩，在现行体制条件下，又会推动投资高增长和产能过剩。固定资产投资持续高增长，贷款和货币投放持续增加，通膨的压力必然要持续增大并最终表现出来。
第二，经济增长对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高度依赖，必然带来产业发展失衡。从国际经验看，制造业发达的国家都有完善的研发、设计、金融、物流、信息、咨询、营销等生产服务环节，制造业发展已经越来越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与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已经成为发展趋势。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不仅有利于提升制造业竞争力和通过服务创造价值，提高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还有利于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优势，降低经济增长的物耗与能耗，减少环境污染。我国被称为“世界工厂”，但制造业发展主要依赖资源和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生产性服务业结构层次偏低发展明显不足，究其原因，主要是生产性服务部门的市场化程度不高、政策环境不完善，生产性服务供给与制造企业需求不完全对应，难以满足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需要，制约了制造企业的服务外包，同时，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所需要的人力资本不足。这些问题，造成制造业低水平扩张，加工组装比重过大，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服务业对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偏低。
第三，经济增长对资源和生产要素过度依赖，必然导致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从发展趋势看，长期以支撑经济快速增长的低成本优势正在发生重要变化，劳动力供需总量和结构的变化，以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使劳动力社会成本将趋于上升；完善土地管理制度和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土地成本将趋于上升；对能源和矿产资源需求迅速增加和国际市场能源和矿产资源价格提升，使资源成本将明显上升；用经济手段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和外部成本“内部化”，也将明显加大环境成本。更重要的是，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带来的污染和排放，将使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逐步走向极限。如果经济发展方式没有变化，就可能突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极限和边界，付出的代价将难以估量。
四、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三个转变”
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的紧迫要求，集中反映在：一是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和投资的过度依赖。二是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特别是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发展，提升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三是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中心环节，大幅度提高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缓解经济增长对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压力。
第一，在需求结构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把经济发展建立在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和消费需求不断扩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加大政府的社会保障投入和公共服务支出，稳定居民的消费预期和增强消费信心。同时，合理调控投资过快增长，引导向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领域的投资，逐步降低投资率。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统筹协调我国经济发展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关系，逐步形成内需与外需互动型增长机制，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平衡，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
第二，在产业结构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做强高技术产业，推进高技术产业从加工组装向自主研发制造延伸，提升高技术产业附加值和核心竞争力；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振兴装备制造业，依托重点工程和重大项目，加快重大技术装备开发，提高装备制造业对现代化建设的保障程度；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淘汰钢铁、煤炭、电力、有色、化工、建材等行业的落后生产能力，有序发展资源效率高、规模效益好的现代能源、原材料产业。当前，尤其要重视生产性服务业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促进与推动作用，加快推进生产性服务部门的市场化进程，不断完善政策环境，调整生产性服务部门的供给结构，加快发展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综合运输、现代物流、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部门，提升制造业的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含量，通过生产性服务渗透到制造环节，从而大幅度提高制造业附加值，提升经济整体素质和产业国际竞争力。
第三，在要素结构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着力构建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互相促进的体制。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和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中。在继续发挥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培育以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当前，尤其要抓住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对科技创新成果的市场需求扩大和工程实践机会增加的战略机遇，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紧迫需求，调整科技资源战略布局，培育一批产业特色鲜明、配套体系完整、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群，带动自主创新能力的整体跃升。同时，要大力完善鼓励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法制环境、政策体系、激励机制、市场环境。大力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能力和水平，促进自主知识产权成果的产业化应用，完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
五、关键在深化改革和完善体制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根本原因在于体制条件，主要症结是市场体系还很不健全，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资源要素价格扭曲，市场主体特别是企业行为还不规范；财税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还不到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和重大突破，最根本的是要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培育和增加市场功能，增强市场机制对技术进步和节能降耗的激励和“倒逼”效应。当前，最迫切的任务主要是：
第一，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资源价格偏低，必然造成对资源过度需求和浪费，误导资源性产业过度发展，致使产业结构升级缺乏压力和动力。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就是要使各种资源价格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引导和激励市场主体在充分竞争中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要积极稳妥地推进石油、天然气等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逐步矫正价格扭曲；较大幅度地提高资源税率，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形成引导和激励市场主体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机制。资源价格改革涉及利益结构的调整，还会遇到低收入者承受能力问题，但不下决心推进这项改革，价格扭曲状况便很难扭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很难落到实处。
第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的收入比重有了较大提高，但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尚未形成，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虽然增长较快，但仍不能满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需要。以增值税为主体的财税体制，客观上刺激了地方不顾资源和环境条件，盲目发展财政增收效益大的传统重化工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切要求对现有财税体制进行新一轮战略性调整。要在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权责的基础上，相应提高中央政府的支出责任和转移支付力度，适当整合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逐步建立与主体功能区管理相适应的财税体制，增加对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用于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补偿的财政转移支付；加快增值税转型，研究开征物业税，逐步建立以财产税为主体税种的地方税收体系；提高资源税率、开征环境税，建立健全资源环境税收制度。
第三，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加快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和效能政府。构建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加强宏观经济调控部门的功能互补和信息共享，进一步健全国家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之间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按照中央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地方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明确中央和地方对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的管理责权。逐步理顺中央和地方在财税、金融、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分工和职责。完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实施重要指标统计考核公布制度，形成政府机构、专业组织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评价机制。
第四，构建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微观基础。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活力；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积极推进企业重组并提高产业集中度，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促进民营企业制度建设和管理规范化，提高集约经营水平。
作者介绍：王一鸣，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