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最重此科。当时虽出自荐举，也有策问。《北堂书钞》引《晋令》，“策秀才，必五策皆通，拜为郎中。”隋、唐科举制亦有秀才科。唐初，秀才科第最高，从武德到永徽，每年秀才不过一、二人。高宗永徽二年（651），停秀才科。后玄宗、代宗时，几次恢复，旋即停止，所得之人极少。明太祖时，曾举秀才数人，如洪武四年（1371）以秀才丁士梅为苏州知府，十五年以秀才曾泰为户部尚书，此均系辟举，不是科举之士。后乃专用以称府、州、县学的生员。
秀才原本指称才能秀异之士。与《礼记》所称「秀士」相近，是一种泛称，并不限於饱读经书。及至汉晋南北朝，秀才变成荐举人才的科目之一。唐初科举考试科目繁多，秀才只是其中一科，不久即废。与此同时，秀才也习惯地成了读书人的通称。宋代各府向朝廷贡举人才应礼部会试，沿用唐代后期之法，先进行选拔考试，其中凡应举选拔考试，以争取举荐的，都称为秀才。《水浒传》以王伦为「不第秀才」，有轻蔑的意思，指他觅举未成，在选拔考试中名落孙山。宋代秀才名衔，无需经过考试取得；但明清时代则不同，秀才得来不易，必须通过几重考试关隘才可，而且秀才最后也不一定能够应举。
明清时代，秀才专指府（或直隶州）学、县学的生员，是读四书五经而进学者的专称。要取得这种资格，必须在学道或称童子试获得取录。不论年龄，应童子试的都称童生。鲁迅小说《孔乙己》、《白光》中的主人公孔乙己、陈士成在前清多次童子试均考不上，人已老了，还是童生，或称老童生。如果县、府、院三试都录取了，进入府学、州（直隶州）学或县学的，称为进学，通名生员，即秀才的俗名。生员除了经常到学校、学官的监督考核外，还要经过科考选拔（未取者有录科、录遗两次补考机会），方可参加本届乡试（各省举行的考试，取中者为举人）。
童子试关卡重重，有否其他途径入仕呢？其实，应试者老是不经过童子试、科考的，也能参加乡试。方法是参加所谓「纳粟入监」。这个制度始于明代中叶，一直行至清末。「纳粟入监」就是花银子捐一个监生，取得乡试入场资格（更多的是，有钱不学的人捐监后并不入场应试）。这个途径，往往被看轻，但也总有意外：明代罗圭七次应考都不能通过童子试，捐监后却在乡试、会试中连获第一名。
乡试在秋天（中秋前后）举行，所以称为秋闱（闱是考场的意思）。次年春季（在阴历二月或稍后）举行会试，称为春闱。会试由礼部主持，又称礼部试、礼闱。会试之后是殿试。明清时代，正常情况下，这种科举考试每三年一次；遇有国家庆典，增加恩科。
《水浒传》有白衣秀才王伦。什么是「白衣秀才」呢？难道他常穿白衣？其实，「白衣秀才」是指「不第秀才」。「不第秀才」之称，始用於宋代。
读书人被称为秀才始于明清时代，但“秀才”之名却源于南北朝时期，这要从科举制度说起。汉晋以来，朝廷选拔人才实行举荐制，俗称“举孝廉”，至晋末，各路诸侯纷纷入主中原，你争我夺政权像走马灯似的变幻莫测，但打天下的军阀们也知道，若使国家长治久安还得靠专业人才，因此，南北朝时期最重视优秀人才的策举，《北堂书钞》引《晋令》：“策秀才，必五策皆通，拜为郎中。”虽然如此，但那个时候的秀才依然像汉代的孝廉一样是保举的，极少有通过“策论”的。
隋文帝是开辟我国科举制度的先驱，他认为，举荐存在弊端，容易埋没真正的人才，遂废弃举荐制，改革科举制，用考试的办法选拔优秀人才，因考试极为严格，标准较高，隋代考取秀才者总共不过10人，但这充分体现了“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实在是历史性进步。
《北史·杜正玄传》记载了当时“策论”的难度，主考官拿着杜正玄的《策论》给宰相杨素看，杨素说：“即使周公、孔子转世都不能考取秀才，你们怎么能随便举荐人？”后经杨素亲自考核，乃叹曰：“此真秀才，吾不及也”！
唐朝初年，科举制得以发扬光大，开科取士完全取代了举荐制，秀才科成为科第最高的等级，从唐太宗武德至贞观年间30多年里，每年仅有一、二人得中。看来，考秀才比考公务员都难。《杜氏通典》说：“初秀才科第最高，方略策五条，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此后，秀才科一度废止。
宋代延续隋唐做法，从各地选拔生员参加礼部会试，这些人统称秀才。明清时代，秀才成为府学、州学、县学的生员，参加省里举行的乡试，过关者参加礼部会试，取会试的前几名进行殿试，经过层层考试选拔，最终能够脱颖而出者实在寥寥无几，走这条仕途之路异常艰难。但是能够取得秀才资格，不仅可以在仕途上有所进益，在地方上也可获得尊重，具有一般人所未有的权益，比如：可以免除差徭、见到知县可以不跪、地方不能随意对其用刑等等，正因如此，秀才在老百姓与官府之间起着纽带和桥梁作用。同时，因为秀才“知书识礼”“博学多闻”成为活跃民间的特殊阶层。很多秀才一生未能考取功名，只能以开私塾教书或做幕僚等方法为生。这部分人极为广泛，因为经济并不富裕，被人们称为“穷秀才”。“穷秀才”具有普遍性，因此，人们多把读书人统称为“秀才”。
其实“秀才”原本并非泛指读书人，《礼记》称才能秀异之士为“秀士”，这恐怕是“秀才”一词最早的来源。最早有秀才之称的，是西汉初期的贾谊。
《史记·贾生列传》记载：“贾生，年十八，能诵诗属[属：zhǔ，编撰，撰写。]书，闻于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唐代许多诗人吟咏贾生的诗词曰：
贾生西望忆京华，湘浦南迁莫怨嗟。圣主恩深汉文帝，怜君不遣到长沙。（李白）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李商隐）
贾生名迹忽无伦，十月长安看尽春。顾我先鸣还自笑，空沾一第是何人。（赵嘏）
前面说过的杜正玄，最终还是以过硬的文笔使宰相叹服，成为隋朝科举制的第一位秀才，后来，他的弟弟杜正藏、杜正伦均考取了秀才，成为秀才最多的家庭。《唐书·杜正伦传》说，隋朝最重视秀才的选拔，在隋朝的10个秀才中，杜正伦一家就有三个而且成绩都名列前茅，实是历史少有。
秀才是古代中国对某些士大夫的称呼。明清时，一般指通过了科举中院试的生员，属士大夫中的最基层。察举制时期
秀才一名在隋朝科举开始以前已有。在汉朝使用察举制时，由各州推举的民间人材称之为「秀才」。东汉时为避汉光武帝刘秀之讳，将秀才改名茂才，或称茂材。茂才科主要是选拔奇才异能之士，所以通常称“茂才异等”或“茂才特立之士”。秀才最初为特举，在西汉后期成了岁举，举主为刺史，遂形成州举秀才、郡举孝廉的体制。 隋朝开始开科取士，最初亦为取秀才。到了唐朝初年，秀才是常科考试的一种。但后来「秀才科」被废，秀才一词一度变成了读书人的泛称。到了宋朝时，凡经过各地府试者，无论及第与否，都可以称为秀才。故此当时有「不第秀才」之称。
明、清时，秀才是经过院试，得到入学资格的「生员」的俗称。得到秀才资格，是进入士大夫阶层的最低门坎。成为秀才即代表有了「功名」在身，在地方上受到一定的尊重，亦有各种特权。例如免除差徭，见知县时不用下跪、知县不可随意对其用刑、遇公事可禀见知县等等。秀才中部分人是贫穷家庭出身，但是得到秀才功名不一定可以带来财富。只有生员资格的秀才并没有俸禄，若果未能通过之后的乡试中举，亦不足以为官。很多秀才在功名上未能更进一步，只能回乡以教书等方法为生。这些在经济上并不富裕，但在社会上地位稍高于平民的读书人被称为「穷秀才」。
在明清时期的中国，秀才是地方士绅阶层的支柱之一。在地方乡村中，他们代表了「知书识礼」的读书人。因为他们在地方官吏前所有的特权，故此经常会作为一般平民与官府之间沟通的渠道。遇上地方上的争执，或者平民要与官衙打交道，经常都要经过秀才出面。而一般平民家中遇有婚丧事，或过年过节，亦有请村中秀才帮忙写对联、写祭帐等习惯。
从秀才谈古代的人才选择
秀才，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最初在选拔人才方面对贤者的一种美称。今天，人们仍常把一些才学之士冠以此号。 最先有秀才之名的，是战国时期的贾生。《史记·贾生传》说： “贾生，年十八，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
汉高祖统一天下后，实行崇懦的文教政策，视贤者为国器，促进了封建社会教育的形成和发展，为以后人才的选拔扎下了根基．高祖曾拜叔孙通为太常，太常的职责之一是“每选试博士，奏请能否”，还规定有才不荐举者“免官”。汉文帝曾为太子立“思贤苑’，以招宾客。武帝刘彻雄才大略，他总结了自春秋战国以来统治者的经验，采纳了董仲舒的“独尊儒术”的思想，从而转向儒学．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开始置办太学，太学以研究儒家的《诗》，《书》，礼、《春秋》、《易》五经为主，按照儒家思想造就治术人才。他还首创选拔人才，立贡举的制度，设置了孝廉，秀才的察举，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并亲自策问，从而使人才的选拔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汉代选才，标准大致有三：才学，道德和才干。秀才偏重于经学，要求秀才宽博有谋，清白行高。荐举的人数每年不同。东汉和帝刘肇在位时，“岁以百计”，大郡五、六十万人小举二人，有少数民族居住的小郡二十万人亦可举二人．荐举的人才，一般从四个方面取士：一是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是学道修行，经中博士，三是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是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可见要求是相当高的，如胡广上疏荐徐孺子，说他： “德行纯备，著于人听，若使擢登三事，协亮天下；必能翼宣盛美，增辉日月矣．”太学在汉代是最高学府．太学中的教官称为博士，博士必须精通一门经学．博士的选择更严更广， “策试博士，必求详选，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博举明经，唯贤是登，学者精励，远近同慕。”西汉时，博士以名流充当，或礼拜和荐举，但不用考试。东汉则采取了考试的办法，并且要写“保举状”。开始规定每年—度的“岁试”，考试方法是“设科射策”，类似我们今天的抽笺考试．如蔡茂试博士，对策是“陈灾异”，结果，“以高等擢拜议郎”。设科就是设立甲、乙两科，以勉勤学者， “示人好恶，政弊就善”，区别出学生的程度高低和授官的职位不同。同时，博士还要求具有健康的体魄，富有实践经验，年龄在五十岁以上．此外，汉代还有童子郎，贤良文学之士等选拔制度，使有才者脱颖而出．任延年十二岁，就显名太学，号为“任圣童”，黄香十二岁，习经典，在京师享有“天下无双，江夏黄童”之美名．刘祜为皇帝期间，曾缺一名尚书，以策试政事，天文，道术三科选才， “翟脯封第一，拜尚书”，的确是大开了天下才路。
当然，这样荐举人才，也存在着不少弊端．不少人承一时的儒宗或家学渊源而世袭博士，策试博士时，有“私相容隐，开生奸路”， “不依章句，妄生穿凿”的现象，举孝廉重德轻才，不需考试，为营私舞弊提供了方便，东汉张衡批评了这一状况： “虽有至孝，尤不应科，此弃本而取末……”．苟外有可观，内必有阙，则违选举孝廉之意矣。”但是，荐举制的进步性和成功值得肯定，是主流。它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封建的门第观念，从布衣平民中选拔了不少卓绝隽伟之才，如西汉的扬雄， “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四十余岁才被荐举到京城作官．他的《长杨赋》，《甘泉赋》构辞精巧，饮誉文坛，而《太玄》和《法言》则显示了他在哲学和天文学方面极高的造诣．东汉的王充出身于：“细门孤族”，他著的《论衡》，博大精深，发前人之末发，可谓中国古代哲学和思想领域的一颗璀璨明星。荐举制还推动了汉代教育的发展．继太学之后，还设立了新大学“鸿部门学；”贵胄学校、宫廷校、郡国学校及私学也相继勃兴，正如班固《东都序》所言： “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 汉代的荐举制度以其优越性彰示后世．三国时魏国曹操父子主张“唯才是举”，建立了“九品中正”的选才办法。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可见门弟观念甚浓。到了隋初，文帝杨坚远见卓识，废除了“九品中正”制，代之以秀才科。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一种先进的选才方法——进士科设立．它的特点是专以考试的办法来挑选人才，而不是由地方察举，进士科宣告了中国科举制的诞生．
隋代和唐初，秀才实为贡举科目之最：《杜氏通典》说， “初秀才科第最高，方略策五条，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秀才是博识，高才，强学和策问无失的俊选者．因秀才标准过高，隋代举秀才不过十人．
唐代的科举是获得做官的重要途径，体现了 “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它使当时的地主官僚和商贾艺人的子孙敛志于科举，一旦金榜高中，不但自己飞黄腾达，青云直上，而且光耀门庭，显赫乡闾．科举取士，及第人数的比重逐渐增加，从武德七年至显庆六年，四十年间，进士及第共290人。安史之乱以后，门第和官位也不再成正比．有门第还需要有才配合，才能担任高级官吏，想仅靠祖荫入仕，继续官荣者的现象巳大为减弱。
科举制最本质的核心是重视人才和知识的标准，体现了比较公正的原则和竞争的原则．它是科举出身的官吏不断地取代门荫入仕的功臣贵戚子弟的过程，使得官僚队伍的学识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由于社会的驱使和自身的努力，不少寒门出身者通过才能的竞争一跃而成为政界和学术界的声威显赫的人物．
古代的科举制度，是为强化封建统治而聚敛人才的，与我们今天的人才选拔不可相提并论．但其中确有可资借鉴之处，应引起我们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