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天籁》再现长征历史
《天籁》，听这诗一样的名字，便可略知这部大型话剧的内容。当红军到达陕北时，毛泽东总结长征时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天籁》这部作品正是围绕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著名论断，着力从文艺方面表现了具有伟大政治意义的“文化长征”。作品根据1928年1月由罗荣桓同志创建并纳入红四军编制的宣传队，以及以此为基础于1933年在井冈山成立的战士剧社在长征中的经历，展开了一波三折的故事叙述。剧情在著名的湘江战役中拉开帷幕：作战中战士剧社的刘社长牺牲了，他的恋人、剧社协理员朱卉琪接过他手中的半副竹板带领剧社继续战斗;身为战斗部队营长的田富贵被派来帮助剧社转移，但因没有文化，处处感到宣传队不是他的“阵地”。当上级任命他为协理员与新任社长朱卉琪一起工作时，他更有诸多的想不通。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地道的工农干部，后来成为战士剧社的优秀领导者。离开湘江时，童养媳出身的女宣传队员周月儿不顾生命危险返回江边抢救剧社的留声机，而为了掩护周月儿，战士李槐树眼部却因受伤而失明，继而他与周月儿因战友手足情而萌发的爱情，给故事增添了几分浪漫动人的色彩……宏大的长征主题，被编剧匠心独运地用一架旧式留声机串连了一个又一个精彩动人的情节和故事，把观众带向了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长征岁月。在这里，广大观众对《天籁》内涵的理解，随着剧情的展开和深入而一步步得到升华。“天籁”，既代表着那架留声机播放的鼓舞红军士气的音乐，又代表着战士剧社宣传队员们的歌声。不过这是一般意义的理解，也是比较表面的理解。看完全剧，观众会自然地感到，《天籁》之声，更代表着中国工农红军对理想的追求、对正义的呼唤、对光明的向往。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中国工农红军的万里长征，是中国乃至世界上从未有过的伟大壮举。成千上万的红军将士牺牲在长征途中的浴血奋战中，倒在了皑皑雪?、茫茫草地上，然而，他们高擎的红军军旗，永远飘扬在两万五千里漫漫征途，他们高唱的理想与正义之歌，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乃至世界的“天籁之声”，这是震彻天宇的洪钟大吕，这是代表人类四分之一的世界从黑暗走向光明的伟大宣言。我想，这正是编剧唐栋、蒲逊赋予作品至为深刻的寓意。
用一部话剧来表现长征这一宏大主题，前边已经有《万水千山》等一批经典剧目，现又有一批产生广泛影响的影视作品面世，同时编剧又把题材范围限定在一个红军演出队的框架内，这无疑给自己出了一个较大的难题。然而，看完作品，不论是戏剧评论家还是普通观众，都不能不由衷地叹服：这是一部表现长征题材的现实主义力作。对中国军旅戏剧来说，它同时又是一部具有创新意义的大作。
说到创新，我想首先应体现在它幽深而高远的思想内容上。讲到长征，人们很自然地想到它是一段苦难历程：吃草根、煮皮带、翻雪山、过草地，这些标示着红军长征艰险和牺牲的词汇，已经成为世人了解长征的熟悉字眼。然而，长征并不仅仅意味着艰苦。如果仅仅意味着艰苦，2000年，当西方的哲学家在历数从公元1000年到2000年影响世界进程的100件重大事件时，把长征列为千年史上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显得过于简单和草率了。因为世界看待长征，不仅仅把它看作是人类不畏艰难的远征，更主要的是，长征是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为传播理想而进行的伟大远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两位编剧领悟和把握了长征的真谛，在整个作品中，写了湘江之战，写了四渡赤水，写了遵义会议，写了雪山草地，写了腊子口战斗，作品几乎涵盖了红军长征的许多重要事件。但作品却没有较多地列举红军的苦难，即使不可回避地写到牺牲，如关于剧社刘社长饮弹湘江边，关于周月儿为抢救留声机牺牲腊子口，落墨之处也都是一种英勇悲壮的氛围，一种昂扬向上的格调。那种高亢的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旋律，始终萦绕在整部作品中，这也是《天籁》这部作品的主调。正如观众们在看完演出后评价的那样，作品写的是中国革命史上最艰苦的征战，但丝毫没有给人沉闷和压抑的感觉，作品始终充满了催人奋发进取的理想主义色彩，看完作品，人们不能不由衷地更加热爱中国共产党，更加热爱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的确，世界上确实不曾有过像中国工农红军这样的军队：官兵的军装是一样的，头上的红星是一样的，就连牺牲的姿态都是一样的。在红军队伍中，无论是军事、政治精英，还是?不识丁的小战士，都惊人地做到了官兵一致，而官兵一致的根本是他们坚信自己是一个伟大事业的奋斗者。因此，在苦难和牺牲面前，他们才能做到前仆后继，视死如归。应该说，《天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挖掘和表现了长征更为伟大的意义，诠释和讴歌了长征精神的精髓。
说它创新，还在于《天籁》在创作手法上的大胆探索和独具特色上。话剧是语言的艺术，对情节细节的连贯完整往往具有更严的要求。比如，它要求作品具有一以贯之、环环相扣的主要事件，要求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连环故事，唯有如此，对观众才能有更强的吸引力，也才能更深刻地揭示主题。然而，《天籁》没有单线索的情节故事贯穿始终，无论是湘江边剧社转移也好，四渡赤水的战斗生活也好，还是草地岁月的苦难、腊子口的作战，每个故事都是相对独立的场景和单一的情节。但是，这些相对独立的场景和情节，又密切相联，这就是人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形散而神聚”。这样的创作手法，更适合表现长征这样的重大题材，也更能给编导及演员提供更广阔的表现空间。观赏全剧，观众如同诵读一篇高扬革命理想主义的纪实散文，那种观赏中产生的审美愉悦给观众带来的是心灵上的共鸣效应。
此外，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天籁》的创作，是中国军事文艺史上第一部将部队戏剧工作的历史推上舞台的作品。战士剧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中成立最早的一支文艺组织，从红军宣传队到战士剧社，再到战士话剧团、战士文工团，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代表的是从红军时期一脉相承延续至今的文艺工作历史。这样一台别具风采的话剧又是由当年战士剧社的传人战士文工团推出，作品便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在这支由一代元戎罗荣桓创造的文艺队伍里，许多革命家如罗瑞卿、刘旷达、潘振武、梁必业等先后任过战士剧社社长，聂荣臻、罗瑞卿、李伯钊、李克农、黄镇等都先后为这个剧社或编写剧本，或当过导演、或当过演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在红军时期都看过剧社的演出。这样一支历史辉煌的文艺队伍，当我们通过舞台来阅读它的光辉历程时，是以一种“朝圣”者的心态来拜读我们人民军队的这段早期文艺史的。所以，当舞台上的戏中戏不断出现“编剧聂荣臻，导演罗荣桓，主演钱壮飞”等一些让我们为之一振的名字时，观众席上也常常报以热烈的掌声。再如，在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的庆祝会上，战士剧社演出的那12支红军小调，使用的全是当年红军的原作，曲子用的也都是当年使用过的江西民歌、湖南花鼓、广西民歌等民间小调，这无疑给作品增添了浓重的历史感。欣赏这些作品，人们如同回到了戎马岁月，由此对我们的红军先辈产生了更深的敬意。在这些方面，作品着意突出了历史事件及场景的真实性，也更强化了作品的艺术效果。而这样一些创作方法的运用，在以往的文艺作品中还是不多见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说，《天籁》的成功，对中国军事题材的话剧创作不乏诸多启示和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