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席上的契卡:大恐怖下的乌克兰》(一)引言

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24-04-11

在恐怖的深渊中,四位昔日苏联权臣的命运揭示了大恐怖的狰狞面目:多尔古舍夫、德鲁什利亚、阿布拉莫维奇和格拉巴尔,曾是斯大林政权的得力干将,却在1930年代的肃反风暴中被指控为敌人,面临死亡判决。他们的故事,既是无辜者的悲剧,也是权力滥用的警示,为研究大恐怖提供了深入的实证资料。


那个时代,苏联笼罩在恐怖的乌云下,近72.5万人被无情处决,150万人身陷囹圄,200万人流放远方。大恐怖的两个高峰,分别在农业集体化和1937-38年间达到了顶峰。它不仅是斯大林主义的象征,更是对精英和无辜平民的无差别打击。起初,人们以为主要受害者是高层,但如今的研究揭示,大多数牺牲者是无辜的农民。


斯大林于1938年结束了公开的恐怖,将清洗的矛头转向内部,清洗了大批NKVD成员,涉及政府犯罪与反革命行为。这一清洗导致政权高层的剧烈动荡,新人崛起,旧秩序瓦解。1939-1942年,针对叶若夫网络的不公开审判,聚焦于大恐怖期间的滥用职权行为,尽管与战后对战犯的审判不同,但它们都是对专制暴行的控诉与反思。


纽伦堡审判揭露了纳粹的罪行,南非、前南斯拉夫的审判则揭示了加害者的复杂历史。然而,苏联对NKVD的秘密审判,尤其是乌克兰的闭门军事法庭,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恐怖机器和加害者心理的珍贵窗口,尽管档案多被保密。尽管部分档案馆已开放,但资源仍然有限。乌克兰安全警察的档案中,审讯记录和证词揭示了暴力与偏见的痕迹,但加害者的全面视角仍难以触及。本书将焦点集中于基辅州的案例,展现大恐怖的残酷现实,而非全盘叙述。


1938年在基辅州发生的恐怖活动,是大恐怖链条中重要的一环,它揭示了恐怖行动的层级结构和加害者的辩解。这些故事不仅仅是历史的教训,更是对个体在国家暴力旋涡中行为的探讨。历史学家们强调,理解加害者的动机和环境,而非仅仅审判或寻求宽恕,是揭示国家暴力动态的关键。通过这些案例,我们试图解答,为何在那个时代,有些人会成为暴力的执行者,以及这如何影响了国家机器的运作。


关键词:乌克兰的肃反、NKVD行动、恐怖事件、加害者剖析、国家暴力的深层次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