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7-15
白话，是老百姓对粤语的俗称。在我的老家，因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日本侵略广东潮汕地区时，有不少潮汕地区的难民流入，有部分难民被村子里家庭条件比较好的人家收留，男的被统称“学佬古”，女的俗称“学佬嫲”，他们讲的广东话，就叫“学佬话”。很小的时候，以为学佬话就是广东话，到了珠海才知道，学佬话是潮洲话、汕头话，而白话才是广东话，有时候听广播或看电视听到的白话才是广东话（粤语）。
记得一九九二年七月第一次到广州，因为火车转深圳有时间差，我溜出火车站去站前广场看一看。一到出站口，很多人拿着纸牌大声喊叫“深圳，深圳”，意思是他们的中巴车去深圳，那种节奏感很强、语速极快的白话，是我第一次听到并记住的白话词语，那个热闹场景和深圳这个词的叫法，至今不忘。
到了珠海平沙，身陷白话的世界，那是乐趣和尴尬并存。在一个把广州以北的人都称“北佬”或“北捞”的社会，要正常工作和正常生活，那就必须学会听白话，更要学会讲白话。于是，在办公室，在路上，在家里，在一切要讲话的场合，我都坚持跟人学讲白话，从最基本的、最简单、最常用的口语开始，比如早上好，吃饭没有，去哪里啊等等。一开始，就如当年跟吴国珍和连月美老师学英语一样，讲出来的白话总是引起本地人善意的笑声，有时候连自己也觉得好笑，总是被人家善意的纠正和重新讲。最早学会的应该是“早晨”（早上好），“食佐饭没”（吃了饭没），“系边度”（去哪里）。
根据我的经验，学习任何一个地方的方言，最好是从骂人的赃话开始。因为骂人的赃话，简短有力，朗朗上口，而且经常可以脱口而出。在江西南昌，南昌话有客家话的元素，基本上都听得懂，也比较容易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和8160班的男同学一样，没有几天就把南昌人骂人的话全部学会了，讲的最多的是“操他们娘”，“搞什哩鬼”，后来跟四川同学学四川话也是这样。相比之下，广东人骂人的话比较粗糙，非常不文明，没有几天，我就把“丢”，“丢你螺母”，“其马过海”学会了，就跟国骂“他妈的”一样，白话中骂人的话从口中说出来，除了生气的因素外，其实并无实际的意义，大可不必当真。
但是，说实话，刚一开始，真的非常不习惯，内心深处还十分排斥动不动就“丢”，一开口就“丢你螺母”。记得那天一大早，第一次去竹园农贸市场买菜，在市场逛一圈时就听到有人说什么“北佬”来了，心里就很不爽，他们以为我听不懂，其实“北佬”这个词我已经和同事辨论过一场，我认为就算我是江西人，江西和广东一样属于江南，只不过广东属华南，不能把我们归于北方人。但固执的同事，或者说广东人，真的没文化，他们把广州以北包括韶关都当成北方，而且带歧视性统称为“北佬”或“北捞”。
应该是挑拣什么鱼的时候，我刚翻动了一两条鱼，摊档男主人就来了两句“丢你螺”，“冇得拣既”，他的本意是说不能挑拣，可一开口却“丢你螺母”。我那时还是把“螺母”当成“老母”，一听就很生气，随口还了一句狠毒的骂人的南昌话，然后就告诉他，我老母已经过逝七、八年了，在地下，你怎么“丢”？搞的这个家伙一脸懵逼，看到我凶巴巴的样子，抓了几条小鱼给我，赶紧让我走，怕影响他卖鱼。后来才知道，广东人的“丢你螺母”，实际上就是普通话的国骂，相当于我们平常的口头禅。
第一期培训班结束后，单位领导安排我去相关单位走访调研，熟悉一下基层情况。那一天，应该是去南新分场，分场领导十分热情，居然去地里摘了早熟的小西瓜，负责切西瓜的那个记不住名字但肯定是姓莫的大叔，亲自给了我一大块西瓜，当然也给了其他人，正当我准备品尝时，他自己拿了一小块西瓜，笑着对我们话了一句后来流传很广的“段子”，把我旁边的吴多柏老师已经吃进嘴巴里的一口西瓜喷了出来。原来，他把切的不均匀的西瓜分完后，看着自己拿的一块小西瓜，自我调侃说：“领导食大片，我食小片。”这句话本来没有问题，意指领导吃大块的，他吃小块的。可用白话从他嘴里说出来，传到我们耳朵里却变成了“领导食大便，我食小便”，把我们笑得半死。
其实，白话并不太难学，没有多久，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我已经可以半生半熟半开玩笑地用白话和本地人交流了。可是，还有一句我从来不说的骂人的话叫“其妈过海”，我一直以为是广东台山人很厉害，经常“骑马过海”去上川岛或下川岛。但又觉得不对，又不好意思问人家，在心里闷了很多年，一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那天，在一个台山人为主的饭局上，问台山本地人，才知道这是白话骂人赃话中最坏的一句，惹的大家哈哈大笑。
俗话说，清高纯洁难，同流合污易。应该不到半年，我的白话就过关了，特别是骂人的话一句带一句，和本地人没事什么两样了。记得一年后，已经调区体改办工作的我，在全区国有资产清产核资动员大会上，斗胆用白话对相关政策和做法讲了一个多小时。但是，后来调市区工作了，语言环境发生变化，除了偶尔讲几句外，基本上不再讲白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