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学是日本与西方资产阶级文明接触后产生的一种新的学术体系，它不仅奠定了医学、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物理学和化学等学科在日本的发展基础，还是对日本传统的“华夷”观念和锁国制度的第一次具有意义的冲击。兰学学者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跳出中世纪的思想藩篱，开始打破民族的片面性与局限性，把目光转向先进的西方近代文明。他们开始逐渐重视西方的科技与军事文明，这与明治维新初期提出的口号是相吻合的。而这种思想也为后来在明治维新中正式提出“Learn from the West”奠定了思想基础。
兰学之所以能在锁国政策下的日本国内成为一种新思潮，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兰学百花齐放繁荣局面的形成，不单是“西学东渐”的结果，而且是日本社会内部发展的产物。一些兰学者如司马江汉所提出人类平等的观念以及幕末藩士渡边华山提出重商主义的主张，都反映了日本早期资本主义萌芽求生存求发展的要求。不少兰学学者在研究的道路上逐渐从传统上以道德实践为主的儒学者转变为近代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
可是，以德川幕府为代表的日本封建势力依然很强大，他们不允许兰学露出从纯粹意义上的学术发展为对封建统治批判的苗头，所谓“宽政改革”的主持者松平定信就曾说：“（兰学）为好奇之媒，或生恶果”（《日本思想史基础知识》）。18世纪末起，幕府开始大力镇压兰学，先后制造“宽政异学之禁”、“西博尔德事件”和“蛮社之狱”，致使“蛮学者流一时大为畏缩，蛮学顿时衰退”（《日本思想大系》）。加之随着十九世纪中叶江户幕府的改革，重新实行门户开放后，来日外国人日渐增多，荷兰语以外的外国语也开始传到日本；外交情势日益复杂，幕府再也已无法只透过兰学满足与外国交往，必须改为和各国进行个别直接的交涉，兰学的影响力因而逐渐薄弱。日本的国际语转变过程为「葡萄牙语」⇒「荷兰语」⇒「英语」。
19世纪后世界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变。荷兰丧失了海上霸主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英国后来居上，着手扩大各自的势力。中英鸦片战争(1839—1842)后，英国要求中国开放5个通商港作为国际贸易港，并且割让香港。当时在被追放到日本的过着研究生活的オランダ·シーボルト急忙向荷兰国王ウィレム二世进言，进谏其应该立刻告知幕府将军鸦片战争的结果，顺应潮流取消闭关自守。ウィレム二世听从シーボルト的进言于1844年起草了对日本的国书，经过正式的仪式后荷兰人依然得到了幕府授予的长崎奉行之职。然而，幕府虽然对于荷兰国王的关怀表示感谢，但却拒绝了荷兰国王的建议。后来荷兰方面作为出岛荷兰商馆的商馆长ドンケル・クルチウス，再次上书劝幕府将军实行开国，取消闭关；结果依然遭到否决。孤立自处的日本从等级观念出发，把世界各国分为三类：一是中国、荷兰两个“通商”国家；二是朝鲜、琉球两个允许派遣使节的“通信”国家；三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不相往来的国家。19世纪上半期，围绕日本开国还是锁国的问题，日美展开了一场攻防战，孕育着这一双边关系的不平等化。美国为此对日奉行炮舰政策。1846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璧珥率舰2艘闯入江户湾，以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为样本，压日本与美国缔结不平等条约，受拒后返航，那时美国还是奉行低压政策。1853年7月和1854年2—3月，美国海军准将培理两度率舰闯入江户湾，日本方面称为黑船来航，这时的美国已经转为对日奉行高压政策了。
尽管在鸦片战争后，幕府的对美政策发生转变，以退让求和平，导致美国不战而胜，终于酿成日本的殖民地危机。但不可否认，在整个江户幕府时代阿兰陀通词作为担负起西洋和日本之间重要交流作用的媒介人，即使是在日本开国时期阿兰陀通词依然作为日美之间的交流中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