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从英国读书回来写了不少抒情诗，一八八二年集为《暮歌》出版，这部诗集展示了诗人的才华和独创性，但有点儿“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晨歌》(1883年)的情调迥异，表现了青春活力和欢快心情。《画与歌》(1884年)开始从个人情感的天地里解脱出来，色彩斑斓。诗人自己也承认，早期的诗篇“梦幻多于现实”。《刚与柔》(1886年)的题材多样化了，标志着诗人开始面向人生、面向现实生活，他已经走完了他的诗歌创作的序幕阶段。
《思绪集》(1890年)是泰戈尔第一部成熟的诗集。内容大致可分五类：爱情诗，自然风景诗，社会题材的诗歌，宗教和神秘主义的诗歌，借自然现象、历史故事或神话传说阐明哲理的诗歌。这五类也是泰戈尔后来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只不过不同时期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尤其重要的是：这部诗集表现了质的飞跃，表明泰戈尔的诗歌创作已经形成了它自己的独特的艺术风格。思想的广度、优美的抒情和魅力，使最严厉的批评家折服，也认为 “这是他成熟的鲜明标志”。泰戈尔的民主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就是在九十年代乡村生活的过程中形成的，反映在诗歌创作上，连年都有硕果丰收，计有：《金舟集》(1894年)、《缤纷集》(1895年)、《收获集》(1896 年)、《碎玉集》(1899年)、《梦幻集》(1899年)、《刹那集》(1900年)、《故事诗集》(1900年)。从《思绪集》起的这八个诗集中，除《碎玉集》为格言诗、《故事诗集》为叙事诗外，其余六部都是优美的抒情诗。正如别林斯基所说的，青春是“抒情诗的最好时期”，那时泰戈尔风华正茂，他继承了印度古典文学和中世纪孟加拉民间诗人抒情歌曲的优秀传统，推陈出新，写出了既有民族特色、又有个人特色的抒情诗篇，往往譬喻新颖，意境深远，魅力奇幻，耐人寻味。据说泰戈尔前期的诗歌大多节奏鲜明，音韵和谐，格律严谨，可惜我不懂得孟加拉文，难以从英译本去品味原作的格律美和音乐美。感谢诗人在《吉檀迦利》的英译本问世后，又回过头去陆续把他前期的诗歌译成英文，一一编集出版，如《园丁集》、《新月集》、《采果集》、《飞鸟集》、《游思集》等。刘建先生在他的论文《泰戈尔前期诗歌创作浅论》中指出：“这些英文诗集与孟加拉文原作的关系，可以《园丁集》为例。《园丁集》中大部分诗歌译自《刹那集》、《梦幻集》、《金舟集》、《缤纷集》等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孟加拉文诗集。《飞鸟集》除了有些是诗人一九一六年访日时的即兴英文诗作外，相当一部分选译自《碎玉集》。《游思集》的情况也差不多。”据此，这部《泰戈尔抒情诗选》所收前期诗歌，多从上述各英译本选译，以《园丁集》的人生和爱情的抒情诗为重点，兼顾《飞鸟集》这样的哲理小诗，并有意识地从《采果集》中选译了一些故事诗，也就是叙事诗，借一斑以窥泰戈尔前期诗歌的全貌。
《吉檀迦利》是泰戈尔中期诗歌创作的代表性作品。克里希娜·克里巴拉尼在她写的《泰戈尔传》里说：“以乐观开朗的王子身份开始自己生活的罗宾德拉纳特，在本世纪头十年里忍受了内外的种种痛苦和折磨，离别和侮辱，斗争和打击。这一切最后都融合和纯化在那些抒情诗歌里，这些诗歌于一九〇九——一九一〇年从他压抑和完美的心灵中喷泻出来，一九一〇年收在题为《吉檀迦利》的诗集中出版了。他后来从这一百五十七首诗中选择了五十一首放进英译本《吉檀迦利》，从此扬名四海。”这个译本是泰戈尔亲自一首又一首地译成英文的，他自己说：“从前，某种情感的和风唤起了心中的欢愉情趣；如今，不知为什么又通过其他语言的媒介，焦急不安地体验着它。”可见泰戈尔的翻译是一种再体验和再创作。有的学者认为英译本有时有所浓缩或删节，弄得支离破碎、失掉了孟加拉文原著的美；这种评论多少有点儿道理，可是失之过分。诗人毕竟最了解自己的诗歌，他自己的译文但求传神，他重新体验、创造了那份思想感情，并不刻板地严守形式的移植。却说诗人自己翻译的《吉檀迦利》，经过罗森斯坦，送到了叶芝手里。叶芝一读这部诗稿就着迷了。他说：“这些抒情诗……以其思想展示了一个我生平梦想已久的世界。一个高度文化的艺术作品，然而又显得极像是普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植物，仿佛青草或灯心草一般。”叶芝对译稿作了极个别的文字润饰。一九一二年十月伦敦印度学会初版《吉檀迦利》时，叶芝还特地给诗集写了“序”，尽管初版只印了750册。大诗人E·庞德曾在七月间参加叶芝家里诗人和作家们的一次聚会，听叶芝朗诵泰戈尔的抒情诗，发现叶芝“为一位伟大的诗人，‘一个比我们中间任何一个都要伟大的诗人’的出现而感到激动不已。”庞德事后评述道，“这种深邃的宁静的精神压倒了一切。我们突然发现了自己的新希腊。像是平稳感回到文艺复兴以前的欧洲一样，它使我感到，一个寂静的感觉来到我们机械的轰鸣声中。”“我在这些诗中发现了一种极其普通的情感，使人想起在我们西方生活的烦恼之中、在城市的喧嚣之中、在粗制滥造的文艺作品的尖叫之中，以及在广告的旋涡之中常常被忽视的许许多多东西……”“如果这些诗有什么瑕疵一我不认为它们有瑕疵一即有脱离普通读者的倾向，它们确实太神化了。”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泰戈尔因《吉檀迦利》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泰戈尔得奖之前，瑞典科学院是经过一番争论的。当时瑞典诗人瓦尔纳-冯·海登斯塔姆大力推荐：“我读了这些诗歌，深受感动。我不记得过去二十多年我是否读过如此优美的抒情诗歌，我从中真不知道得到多么久远的享受，仿佛我正在饮着一股清凉而新鲜的泉水。在它们的每一思想和感情所显示的炽热和爱的纯洁性中，心灵的清澈，风格的优美和自然的激情，所有这一切都水乳交融，揭示出一种完整的、深刻的、罕见的精神美。他的作品没有争执、尖锐的东西，没有伪善、高傲或低卑。如果任何时候诗人能够拥有这些品质，那么他就有权得到诺贝尔奖金。他就是这位泰戈尔诗人。”泰戈尔获奖时，冰岛小说家拉克斯奈斯才十五岁，这位到了一九五五年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作家，追述当年泰戈尔的影响道：“这个奇异的、细腻的和遥远的声音立即进入了我年轻的精神耳朵的深处。从那时起，我时时刻刻在自己心灵的深处体会它的存在。像对西方读者一样，在我们国家里《吉檀迦利》的形象及其芳香产生了我们闻所未闻的优美花朵般的影响。由于它的巨大影响，不少诗人进行创作散文诗的新实验。”尽管我国是在东方，我国最初介绍泰戈尔的诗歌时的情况，倒是有点儿同斯堪的纳维亚的国家相似。
《吉檀迦利》是泰戈尔中期诗歌创作的高峰，所以这部《泰戈尔抒情诗选》从其中选译的诗篇数量较多，比重较大。石真先生是懂得孟加拉文的，据她的调查研究，《情人的礼物》和《渡》这两个英译本，主要选自《宗教颂歌》、《鸿鹄集》、《摆渡集》、《歌之花环》、《吉檀迦利》和《刹那集》，凡此都是属于中期的创作，所以我从这两个英译本中也酌量选译了一些。泰戈尔在《流萤集》的卷首说：“《流萤集》来源于我的中国和日本之行：人们常常要求我亲笔把我的思想写在扇子和绢素上。”他是一九一六年五月间到达日本的，逗留了三个月，他在日记里写道：“这些人的心灵像清澈的溪流一样无声无息，像湖水一样宁静。我所听到的一些诗篇都是犹如优美的画，而不是歌。”他还举了一首青蛙跳进古池塘的俳句为例。他的这些小诗显然是受了日本俳句的影响；有人认为“这些诗没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我倒有所偏爱，所以也选译了一些。《鸿鹄集》是根据泰戈尔的学生奥罗宾多·博斯的英译本转译的，选的诗篇比较多一些，一是因为他是从孟加拉文逐字逐句译过来的，不像泰戈尔自己翻译时那样自由地进行再创作，有所浓缩或删节。《采果集》、《情人的礼物》、《渡》中好些诗篇都是选自《鸿鹄集》的，我都没有采择，如果觉得哪几首有必要选译的话，就从博斯的英译本转译，让读者借此也多少看到泰戈尔用孟加拉文写的诗歌是什么模样的。例如《情人的礼物》第一首是写泰姬陵的，较短，也简化了，现在选译的是《鸿鹄集》的第七首，长了好几倍，接近结尾的十多行朦胧晦涩之至。二是从思想内容上考虑的。据博斯说，泰戈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写下了《鸿鹄集》中大部分诗篇。泰戈尔在给他的朋友的信中说道：“我写《鸿鹄集》时在我内心激发起来的感情仍旧活在我的心里。它们像鸿鹄翱翔似的涌来，像鸿鹄似的从诗人的心灵飞向未知的世界，怀着一种难以表达的、迫不及待的、不平静的感情。……它们的翅膀不仅扰乱了子夜的寂静，而且在我的心里唤醒了无限的声音——那才是真正的意义……因此我把这卷诗集命名为《鸿鹄集》……也许有一个看不见的内在链环把诗篇联系在一起。……我内心里明确起来的思想，也不光是那些关于战争的思想。……通过战争，传来一种呼唤，叫我去参加一个四海之内兄弟友谊的节日……我感到人性已经到达了十字路口——在我们的后面躺着过去，黑夜正在临近尽头，而穿过死亡和苦恼，一个新世纪的红色黎明正在破晓。因此，由于一种并不明显的缘故，我的心灵十分激动!”泰戈尔的思想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他逐渐向当年高举“超越战争”的旗帜，宣传兄弟友爱之谊和国际主义的罗曼·罗兰一边靠拢了。他自己说得很清楚：“这种感情在我内心里的初次发育成长，我已表达在《鸿鹄集》里。有一段时间，我是在沿着邀我就道的那模糊道路摸索前进的，在这种感情的冲动下，虽然当时我并没认识到，这些诗篇便产生了。这些诗篇像许多旗帜，标志着我要旅行的途径。当时不过是一种感情，在诗里的表达也是不明确的，今天可成了一种坚定的认识，我带着这种认识达到了一个明确的目标。”泰戈尔自己的话替我阐明了从《鸿鹄集》中多选几篇的缘故，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和品味这些诗篇。
一般的说法是：到了第三阶段，随着泰戈尔重新生气勃勃地参加政治活动，他的诗歌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一些变化，主要是调子慷慨激昂，洋溢着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的热情，充满了反对殖民主义、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正义感。季羡林先生认为，泰戈尔的诗歌，既有“光风霁月”的一面，又有“金刚怒目”的一面。早期和中期以前者为多，晚期以后者为多。诗人去世以后，他生前的朋友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等编选了一本共收一百三十首诗的《诗集》，编选的意图，看来是侧重于反映泰戈尔“金刚怒目”、慷慨陈词那一面。编者对泰戈尔的诗歌创作，按四个时期，分为四辑，即(一)1—57首(1886—1914年)；(二)58—87首(1916—1927年)；(三)88—112 首(1928—1939年)；(四)113—130首(1940—1941年)。那个分期，显然和一般的早、中、晚三期的分法是大不相同的。具体记录如上，一则供研究者参考，二则至少可以据此推算哪些诗是大致在哪些年月里写作的。从这本《诗集》看来，“光风霁月”和“金刚怒目”这两个因素，存在于泰戈尔任何时期的诗歌创作里，不过是在某一特定时期里某一因素占主导地位罢了。这部《泰戈尔抒情诗选》，从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等编选的《诗集》里采择了不少政治抒情诗，着重于选译各个不同时期的那些“金刚怒目”式的诗篇，以补充从《园丁集》、《吉檀迦利》等选译之不足。《诗集》的(二)、(三)、(四)辑，基本上都是泰戈尔晚期的诗歌，因而选译的比重大一些，以显示泰戈尔晚年政治抒情诗的特色。顺便说一句，泰戈尔“光风霁月”式的抒情诗固然有些比较晦涩难懂，但“金刚怒目”式的诗，有些也并不好懂，晦涩之处实在参不透的，我就没有敢选译，尽管人们经常论及的那些政治抒情诗是基本上都译了。
